乡村振兴中的法治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4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乡村振兴目标、体制、机制、举措，促进新时代“三农”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是涉农法律体系中的一部专门法，连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乡村振兴规划、“中央一号文件”等，共同构成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按照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点确立目标，这三个阶段与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同向同行。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乡村振兴战略将全面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建设现代治理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权利得到全面提升。

乡村振兴立法延续着脱贫攻坚的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和权责；坚持规划与考核评估制度，注重绩效管理。产业方面，试行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等用地交易制度，探索规模农业带动小农发展，鼓励东西部协作地区尝试产业梯度转移、产业“飞地”等合作模式。人才方面，对口帮扶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农民进城、市民下乡促进城乡文化互通共融，驻村工作队继续发挥配合“村两委”落实支农政策的独特作用。文化方面，发展文旅产业，建设村史馆、农家书屋，弘扬良善家风村风，培育乡村志愿者群体，在全社会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方面，持续设立护林、种树、防火、巡山等生态管理岗，发展绿色农业，探索厕所革命、村级保洁、垃圾处理等举措，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跟踪开展拆旧复垦复绿工作。组织方面，发挥乡镇党组织全面领导乡村建设职责，界清村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及村内其他组织协同配合。

乡村振兴要在县市、乡镇、村组三个层面展开。县市政法委统筹协调公安、司法、安全、法院、检察院等政法工作，发改委、国土、农业、环保、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依职权开展普法、依法行政，构成乡村法治建设的规划、组织和协调力量。县乡村三支力量相互配合，为乡村法治运行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县乡治理不同，村级治理具有自组织功能，诸如村委会、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等组织，均可参与决策村级法务，形成乡村自治的逻辑起点。村级法治不拘泥于现代法治程式，田间调解、院坝法庭、长者说和等，均可发挥“枫桥经验”内部化解矛盾功能。其中，村规民约是彰显“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下的典型制度载体。

相较于农业法，乡村振兴立法提出城乡融合目标，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由村民变市民、由散居变聚居、由务农变务工，生活生产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法治建设不仅聚焦劳务输出、扶贫车间、物业、治安、社保等社区服务提供，还需要关注承包林田、村组选举、移风易俗等村务协调，形成“亦城亦乡”“非城非乡”融合治理状态。

围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立法要求政府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居民非歧视、公平化地享有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权利。为此，乡村居民的权利将被重新塑造，城市居民的权利亦如此。在此意义上，乡村振兴法治建设不仅是针对传统农村的法治观念革新，更是面对全社会的法治观念革新，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重任。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宋彪）

（2022年3月29日《法制文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