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王茜 见习记者 李辽
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保护政策日趋完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环境法律风险愈发凸显。而环境刑事法律风险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落下，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会让企业家和董监高面临被刑事追责的严峻局面，对企业的声誉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李波 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境能源与资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波常年深耕环境诉讼领域，在多年的执业生涯中，代理了大量企业和企业家的环境刑事犯罪案件。在这个小众却极具挑战的领域，李波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律师。他感慨道：“虽然环境诉讼领域相对小众，但它的意义却是深刻和长远的。环境问题绝非孤立的生态课题，它关联着国家的战略布局，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更与经济的脉动、社会的和谐紧密相连。守护环境底线，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未来。”
环境红线不可触碰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往往容易忽视环境刑事法律风险的存在。截至目前，中国在环境立法中已明确设立10类罪名，其中污染环境罪居于首位，堪称环境犯罪领域的“重灾区”。
“一些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在未获取合法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排放污染物，或者即便持有许可证，仍违规肆意排放。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环境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李波说，依据刑法规定，此类行为一旦被查实，通常会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
另外，危险废物因其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需要特殊的处理方式和严格的处理资质，绝非任意第三方可以随意处置。李波介绍，司法实务中，一些企业管理者或为图一时之便，或因环保法律风险意识不足，忽视处置方的资质问题，将危险废物交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第三方。结果，这些危险废物在层层转包后，落入无法合规处置的企业和个人手中，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几年前，广东一家企业将大量废机油交给没有资质的个体经营者处理，个体经营者将废机油随意倾倒在路边沟渠，导致周边土壤和水体严重污染。最终，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均被立案查处。
污染的痕迹，终究无处遁形。当污染物被随意处置，多年后，原本肥沃的土壤会丧失其功能，变得贫瘠而荒芜。而污染事故的发生，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迟早会引发连锁反应。“周围的居民可能会患上各种疾病，企业的机器设备也会因腐蚀而逐渐损坏。到那时，污染的事实再也无法掩盖。”李波说。
为逃避监管，某些重点排污单位不惜采取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手段，试图制造出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假象，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来应对环境监管。近几年，这类行为被屡屡揭穿，成为环境执法的重点打击对象。
2018年6月，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对江苏省开展“回头看”工作期间，揪出了某钢铁烧结厂废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事件。该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逃避环保监管，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伙同厂长、副厂长指使工人修改烟气自动监控设备的斜率和截距值，篡改自动监测数据，致使二氧化硫排放自动监测数据严重失实。2021年1月，当地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该企业缴纳罚金人民币800万元，几位高管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今，许多企业已清楚认识到，危险废物绝不能随意处置，环境刑事法律风险客观存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部分企业仍未设置专门的环保科室或环保岗位，导致环保工作无人负责、无人重视。李波称：“这种管理上的缺位，使得危险废物长期堆放，最终因无人管理而触碰法律红线，导致企业和企业家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1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提到，某公司曾擅自设置露天堆场用于堆放危险废物。尽管公司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但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严格要求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2019年，江苏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其露天堆场中存放着大量来源不明的物料。调查发现，该公司长达数年露天堆放数千吨危险废物，任由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流失与挥发。这一行为不仅对大气、土壤、水体等外环境造成了难以精确量化的损害，更引发了巨大的环境安全隐患，属于典型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完全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最终，该公司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罚金1000万元，其总经理和生产经理也因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一年三个月和一年的有期徒刑，并需缴纳相应罚金。
企业的应对举措
基于多年实践经验，李波深知，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环境刑事法律风险的重重泥沼。他时常为企业提供精准且实用的环境法律风险防控建议，助力企业在环境合规发展的道路上“避雷排坑”。
“生产型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设置环保管理专岗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企业应通过设立环保科室或环保人员专岗，确保环保工作有人管理、有人落实、有人监督。”李波认为，“对于条件成熟的企业，完全可以设立独立的环保办公室；对于条件有限的企业，至少应配备一名专职环保专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岗位缺失而导致的刑事法律风险。”
同时，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环保合规制度。李波指出：“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合规制度，明确环保责任人、环保工作范围、环保工作审批流程及环保监管工作指引等，让企业的环保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配置先进的环保设施设备同样重要。李波表示：“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生产特点和污染物排放情况，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污染物处理设备，并且要建立定期检查、维护和更新设备的机制。”他以某印染企业为例，“该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同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测和维修，确保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通过这些措施，印染废水经过处理后能够达标排放，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因污染物排放不达标而引发的环境刑事法律风险，还使企业获得了绿色金融政策的支持，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企业要高度重视环境监测与自查工作。李波建议，企业不仅要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更要主动建立内部环境监测和自查机制。通过定期监测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企业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环境问题。“企业还应优先开展自行监测，以便在问题初现时能迅速整改，有效预防环境行政风险和环境刑事风险。”另外，通过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工艺，企业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还能显著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李波认为，企业家要树立环保意识并积极参与环保公益和环境治理，不仅能够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更能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助力中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他呼吁企业家将环保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文化和战略规划之中，认识到环保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提出方案更能体现律师价值
在代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李波最大的感受是，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涉嫌环境犯罪，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他感慨道：“有些企业并非有意污染环境，而是由于环境保护法律知识的缺失，没有察觉到自身或企业的行为已经触碰了环境污染的红线。”
李波深知，律师不能只是发现法律问题，还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在环境诉讼领域更是如此。“大家通常比较关注辅庭律师、开庭律师的能力建设，其实更应该关注诉讼方案的设计，我把能够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律师称为方案律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典型的方案律师。
“出庭离不开方案，一个诉讼案件最重要的是诉讼方案的设计。如果只是循规蹈矩地出庭进行刑事辩护，效果未必理想。”李波直言，“一位方案律师不仅要透过现象看到法律之外的世界，还要精准把握辩护时机，根据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刑事风险，设计出一套缜密且有效的诉讼方案，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应有的措施，这才是帮助企业家应对刑事风险的关键所在。”
作为方案律师，追求的绝不仅是胜诉。“胜诉固然重要，但绝非终点。”他说，“败诉并不可怕，因为败诉有时可以成为诉讼方案的一部分。有些案件，表面上看似败诉了，却让矛盾浮出水面，让大家不再回避问题，反而为调解创造了基础。例如，当某位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要求查阅账本、公布财务数据时，互相之间的矛盾摆在了明面上。此时，如果有人站出来促成和解，合理分配各方利益，股东之间很可能握手言和。”
李波感慨，这样的结果或许比单纯的胜诉更有意义。“只有把案件办得有价值，才能体现律师在复杂纠纷中的智慧与担当。”
编辑：刘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