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王茜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以下简称“SEP”）在现代产业标准化与技术许可中占据关键地位。由于SEP本身的“必需性”与不可替代性，其许可费率问题一直是全球反垄断与知识产权法交叉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SEP许可行为的监管与干预，试图通过反垄断立法、执法与标准化制度改革，重塑合理的许可费率体系。
依法规制SEP权利人
知识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许多大型跨国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将专利作为一种法律保护措施予以应用，还通过制定专利策略，收取高许可费、拒绝许可、布设“专利阵”等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持其竞争优势地位。其中，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在当下全球范围内尤为明显。
2013年，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交互数字集团（InterDigital，以下简称“IDC”）的反垄断诉讼，可谓为我国SEP领域诉讼纠纷的开端和经典案例。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对高通公司处以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是迄今为止中国反垄断执法的第二大罚款。此案首次对跨国SEP权利人施加重罚，实质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SEP许可模式的透明化和本地化。
在华为诉IDC案中，IDC向华为收取远高于FRAND原则的许可费，且对中国企业实行“歧视定价”。华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IDC违反合同义务，需基于FRAND原则重新议价，并赔偿损失。华为与IDC一案中，国家相关部门对IDC启动反垄断调查，最终促使IDC作出承诺，与华为和解。
▲CFP
在SEP领域，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是最核心的倡导性原则，源于1956年美国标准协会（Americ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ASA）建立标准化组织（SSO）并制定的第一个FRAND专利政策。当FRAND正式成为该领域的通行原则，SSO通常要求成员进行专利许可时遵守这一原则。
与IDC一起，高通公司也被指控在对中国企业进行SEP许可时，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主要表现为不公平的许可条款、强制搭售非必要专利包、差别待遇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裁定后，要求高通公司改变对中国手机厂商的收费模式，包括SEP不得搭售非SEP、费率需基于整机净售价的65%计算以及提供中国本地的单独许可条款。
近年来，中国涉及SEP的司法诉讼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巨额诉讼费屡创新高。除了诉讼外，境内外监管机构进行的立案调查和执法检查时有发生，法院之间相互颁发禁诉令和反禁诉令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北京中银律所高级合伙人高景贺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开始立案调查关于诺基亚与其他5G专利持有人在许可费方面的反垄断问题，重点关注许可的定价策略以及销售禁令立场，此案反映了中国对5G时代全球专利话语权的争夺，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环境。
针对法院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的司法实践，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北京分部部长闫新提出建议，我国需优化SEP诉讼审理机制，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诉讼优选地，改进程序与实体规则，提升司法竞争力，以回应本国企业赴外诉讼的现象。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中国企业最好的应对之道是真正尊重创新，加大创新投入，练好内功，成为创新领先者及知识产权强者。”闫新对记者说。
反垄断立法规制SEP滥用
SEP反垄断问题涉及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专利权人利益与市场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全球司法和立法机构不断试探与调整的重要课题。
SEP通常与特定的技术标准相关联，其可能覆盖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功能，或者涉及多个技术标准的实施。技术标准的公共性意味着SEP也具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专利，其又具备排他性特征，两个特征的结合导致SEP又成为了实务中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交叉的热点问题。在标准制定时，SEP权利人通常承诺以FRAND原则许可专利。但实际操作中，FRAND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存在诸多争议，为反垄断问题埋下了隐患。
SEP反垄断问题的几种争议情境通常包括：过高许可费与“专利劫持”、拒绝许可与技术封锁、“反向劫持”与许可费操控以及滥用救济措施等。其实质在于如何防止专利权滥用。
而SEP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体现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合理许可义务与垄断行为的界限，保护创新激励与市场竞争的平衡等方面。
为了规制SEP滥用，各主要司法辖区立法都有较大进展。美国于2017年修订了《知识产权许可指南》，并于2021年发布《关于受自愿FRAND承诺约束的SEP谈判和救济措施的政策声明（草案）》，再次强调了SEP持有人和潜在实施人之间的善意谈判有助于双方达成专利许可，也为谈判提供了相应指导。
欧盟在2017年发布非约束性指引《标准必要专利的欧盟方案》，并在2024年通过了几经修订的《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欧盟认为，专利权人与潜在被许可人的谈判困境及相关法律纠纷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为此，该提案规定，由欧盟知识产权局主导成立SEP主管部门并将履行监督职能，专利权人须在该部门注册，该部门将确保知识产权的确权过程是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
“我国在反垄断立法司法层面早有关注和实践。”高景贺表示，2007年反垄断法制定之初，即将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规制框架。在司法上，继华为与IDC诉讼之后，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与康文森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SEP许可纠纷案中作出“禁诉令”性质行为保全裁定，裁定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最高院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德国法院的停止侵权判决等。
“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后，市场监管总局对反垄断配套规范进行了更新。”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高级合伙人邓志松介绍，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修订后的《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以下简称《知产滥用规定》）和指南性文件《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建立涵盖标准制定、信息披露、许可承诺、善意谈判等各个环节的反垄断分析框架，更好地平衡SEP权利人与实施人的利益。此外，中国信通院还牵头制定了《标准必要专利认定方法》，为标准必要专利认定的方法和流程提供指引。
2024年11月，《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发布，为SEP许可合作中的反垄断合规提供了系统性的监管框架。
“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发布的指引性文件，指引实际上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其具体规则在行业治理和纠纷解决中的适用性有待执法和司法实践的进一步验证和推动。”高景贺对记者说。
邓志松表示，指引出台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二十七条专门对SEP权利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做了分析，其第七条至第十一条也与SEP权利人行为相关。《知产滥用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分别对涉及SEP的垄断协议和滥用行为作了规定。
除了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也分别规定了SEP权利人违反FRAND原则的后果以及FRAND承诺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可见，关于SEP的竞争政策分散在各个文件中，指引作为专门针对SEP竞争政策的规范性文件，将该问题推向新的发展和进步阶段。
在5月举办的“2025中国汽车知识产权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副庭长金克胜就“司法视角下的标准必要专利治理”发表观点说，“从司法的角度讲，彰显规则、化解纠纷、维护秩序三大功能，同样适用于对SEP争议的解决。SEP纠纷涉及管辖权争议、费率争议、侵权纠纷、垄断纠纷和禁令救济。而关于SEP的治理和保护，重点在于行政执法与监管和司法管辖与诉讼。”
反垄断与标准化“双轮驱动”
《孙子兵法》有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SEP反垄断诉讼虽然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但依然遵循基本的攻防之道。如何通过反垄断法与标准化法平衡专利权人与实施者的利益？在制度层面，中国正在逐步通过法治化手段界定SEP使用边界与费率合理性，通过反垄断与标准化“双轮驱动”，力图平衡“激励创新”与“保障竞争”的双重目标。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在开展SEP监管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特点。欧盟强调以实施者是否“善意谈判”为标准，判断SEP禁令是否合理。美国注重将“市场损害”作为SEP评估核心，而非单纯考察许可意图。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虽未直接规制SEP，但在配套法规与行业操作层面正逐步强化对FRAND原则的制度保障：《企业标准信息公开办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配套文件均要求，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时须披露相关专利，明确承诺FRAND原则许可意向，避免“专利劫持”或“钓鱼式埋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法室副主任金善明在SEP全球治理与监管趋势主题研讨会上探讨了SEP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方向。他强调，
“SEP的核心是技术问题，监管、执法与司法应以技术发展为导向，避免过度依赖法律或监管手段。政府应以服务为主，提供政策工具包，跟踪行业需求，而非替代市场决策。企业需强化市场主体能动性，减少对政府干预的依赖，更多通过司法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下的利益考量之外，相关各方均应以更为长远的眼光通盘看待SEP领域存在的问题。”
如何平衡专利权人与实施者的利益？高景贺认为，可以通过反垄断动态监管、严格执法来遏制权利滥用，包括反垄断执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规则以及结合专利技术对标准的贡献度、可替代技术的选择空间、实施者的依赖程度等综合判断，还有禁止专利池运营机构联合定价或限制成员独立许可，要求公开专利清单、费率计算逻辑及争议解决机制等。而通过标准化法构建透明许可框架与程序化规则保障FRAND原则落地，包括事前强制披露专利信息的义务、定期更新SEP专利清单义务、细化执行FRAND原则执行、善意协商期、过错责任分配机制等，提供多种费率计算的科学模型，最终实现“保护创新”与“防止垄断”的双重目标。
“近年来，我国在SEP反垄断诉讼与执法领域愈发活跃，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邓志松表示，中国反垄断执法通过指南及司法判例建立制度框架，已经具备一定规制力度。司法层面，我国法院已审理十余起SEP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能力不断精进，在SEP纠纷解决中的地位愈发关键。2023年，重庆一中院在OPPO诉诺基亚案中首次裁定全球FRAND许可费率，最高人民法院在TCL诉Access Advance案中确认了中国法院对SEP池全球FRAND费率具有管辖权，彰显我国在全球SEP争议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在执法层面，我国监管机构在高通案、InterDigital案等案件中对SEP滥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审查，并在杜比、HDMI公司与彩电企业的纠纷中促成相关方就SEP问题达成和解。而指引的发布为反垄断执法在SEP领域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和操作指南。在司法层面，法院在处理SEP纠纷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大量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更多企业通过司法渠道寻求救济，包括2016年的高通诉魅族案、2017年的苹果诉高通案以及2020年的小米诉InterDigital案等。这些司法实践逐步明确了SEP案件的审理原则，推动了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率确定机制和垄断行为认定标准的形成。尽管我国SEP相关的反垄断诉讼和执法数量相较部分传统司法辖区仍显有限，但相关技术水平与制度建设正不断提升，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加可行的争议解决路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健指出，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SEP诉讼的优选地之一。总的来看，全球不同司法区域的SEP诉讼优选地竞争正在加剧，权利人、实施人都在积极选择有利的司法区域提起诉讼或反制性诉讼，域外法院在SEP纠纷中的司法态度日益激进，审理机制有所创新，审判经验和诉讼效率具有较大提升。未来，SEP国际平行诉讼依然是常态，这对我国SEP司法效率及审理机制、企业应对都带来了很大挑战。
责编｜白 馗
编审｜渠 洋
校对｜张 波 张雪慧
来源｜《法人》杂志2025年06月总第256期
编辑：范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