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部法律的颁行,既有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也有立法机关工作者的逐条起草与逐字修改,还有参与立法的重量级学者的献计献策,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把关和修改。
此外,受到这部法律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民法领域的教师和学生了。民法典是民法领域的基本法,从酝酿起草到各编草案陆续公布,再到民法典出台,每一个环节都会对民法的教与学产生直接的影响。
3月20日春分时节,面对记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孟强,拥有一个四口之家的“80后”教授,谈起民法典的编纂出台和自己这10年的成长,感慨万分。
10年前的2012年,身为一名站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孟强在讲授民法学时,会介绍我国的法律渊源,尤其是民法的渊源,会讲述一部部单行法的由来,也会讲述我国前几次民法典编纂的经历,但并不敢奢望我国能很快颁布民法典——几代民法学人为之奋斗而不得。此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宣布,让当时民法学界担心:是不是国家不再计划编纂民法典了?
让民法学者为之一振的是,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2020年5月,民法典表决通过。
“从党中央提出编纂民法典到表决通过民法典,总共跨越7个年头。”孟强说,他也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从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一名“半资深”的中年教师,从讲师到教授,讲授了10多年的民法课程,深切感受到了民法典颁布的完整过程和对民法教学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位坚持在一线教授民法学的教师,赶上我国民法法典化的时代,“能够见证这样一部伟大法典的诞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017年9月,孟强的专著《信托登记制度研究》获中国法学会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2018年1月,孟强入选北京市法学会“百名法学英才”;2021年7月,入选全国普法办“八五”普法民法典讲师团成员。
当教师遗憾没有民法典
单行法难体现立法水平
2010年7月,孟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教师。
这样的身份转变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已经辅助老师给本科生讲过完整的法学课程。但真正以教师身份站到讲台上,他还是有一丝生涩和紧张,“所以不知不觉就讲得太快了,一股脑把备课内容全讲给学生,也没有互动交流的环节,后来学生反馈说,那堂课听起来如云山雾罩”。
孟强记得,第一学期,学校给他安排的课是民法学的专业课和知识产权法基础的选修课,后来他又陆续讲授公司法学、民商法原著选读等课程。
上课多了,和学生交流多了,慢慢就知道了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想法,他调整教学方式和授课速度,设置提问环节引导学生思考,给学生讲有意思的案例吸引学生关注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
“再后来,从学生在教室中选择座位的位置,就能大概猜测出学生愿意为课程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从学生的眼神中,就能大概看出他们是否理解了讲课的内容。”孟强笑道。
图为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居杨 摄
作为一名民法学人,孟强当时在给学生讲课时,总有些许遗憾,那就是我国还没有一部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法典,在介绍大陆法背景知识时,在介绍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代表性的民法典时,无法从“比较法”回到“本国法”,因为我国还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而只有数部单行法构成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其时,在民事立法领域,我国已经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基本法律,特别是在2007年3月颁布物权法、在2009年12月颁布侵权行为法,民事法律基本完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行法的叠加就足以应对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重任,仅仅有单行法,是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曾公开撰文呼吁制定民法典,认为单行法不能取代民法典的编纂。
一次课堂上,孟强问学生,在网络时代,需要查法条时,如果上网一搜,就能很方便地搜到一个个法条,那么是不是就不用再大费周折编纂民法典了?确实有同学觉得,网上能搜到法条的话,好像不制定民法典也可以。
他郑重地向学生们讲述了法典化的意义:即便单行法能够覆盖全部民法领域,并且能够轻松搜到法条,但查到的法条也未必能直接适用于案件,或者说司法工作并不会因此更加容易,因为法律之间很可能存在相互冲突,法条越是分散凌乱,就越可能顾头不顾尾、互相打架。如果有了一部民法典,里面有总则,有分则;分则里面又有小的总则和分则,就能对法条进行体系化的整合,从而尽可能地消除法律内部的冲突。此外,有了民法典,解释条文时可以进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整体解释,再加上基本原则和概括条款的功能,就可以让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时间无限扩大。“一些成熟民法典动辄长达一两百年的生命力,就是这么来的。”
孟强告诉记者,法国在拿破仑时代颁布法国民法典,德国在20世纪初颁布了德国民法典,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也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佟柔、江平、王家福、魏振瀛等老一代民法学人一直在推动我国颁布民法典。
孟强说,当时的民事立法状况也并不尽如人意,无法代表我国的民事立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民事基本法律,但这些法律出台的时间跨度太久,比如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侵权责任法颁布于2009年,二者相隔23年,其间社会变迁太快,部分法律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
党中央提出编纂民法典
分量重如山岳振奋人心
民法学界持续呼吁国家制定民法典。
2011年6月,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孟强参加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的“2011海峡两岸民法论坛——第九届民法典学术研讨会”,听与会学者探讨我国民法总则等问题。一个月后,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与会学者研讨的是民法典与民法方法论、人格权立法问题等。
2012年5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议题多与民法典有关。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王利明作了主题为《人格权法立法若干重大疑难问题》的报告。王利明还在会上说,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须“积极组织民法学者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立法的作用,为民法典的早日出台和民法典的科学化奉献力量”。
2013年9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孟强在会场注意到,由于迟迟没有制定民法典的消息,与会者的心情普遍有些沉重。彼时,王利明在会上说,民法典尚未出台,民事立法任重道远,民法学者应当团结合作,继续呼吁。
图为2016年8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 (资料图片)
孟强回忆说,听到这句话,不少与会学者频频点头,互相交流,赞同呼吁制定民法典。
2014年9月14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民法典编纂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与会者有江平、魏振瀛、王利明、孙宪忠等民法学家,大家一致呼吁“加快民法典制定”。
在会场听到民法前辈的呼吁,孟强心潮澎湃。
同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与会学者表达心声称,制定民法典可以说是几代民法学人的期盼和梦想,民法学界需要共同呼吁民法典早日问世,尤其是我们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为制定一部科学的、先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作出自己的努力。
终于,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2014年10月23日,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中指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当天傍晚,正在下班路上的孟强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刚好那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多次拜访魏振瀛老师,想到老人家年岁较高,深居简出,获取消息可能不是太便利,或许还未得知这一最新消息,于是立刻打电话告知老人家这一消息:“魏老师,民法典要编纂啦!”
孟强回忆说,电话另一头,老人家连着反问几句“是吗?是吗?”得到确认之后用力说道:“太好了!”
在孟强看来,这是党中央对学术界关于制定民法典热切呼吁的肯定答复和积极回应,我国就此开启了新一轮民法典编纂的热潮。民法学者互相传递信息,互相交换意见,对民法典充满了期待。
香山脚下三天闭门会改稿
起草民法总则草案专家稿
在落实党的决议过程中,根据分工安排,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负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5家单位配合协作,一起完成编纂民法典的任务。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会议,宣布启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孟强记得,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在2015年初启动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起草工作,2015年4月10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接着,孟强参加了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组织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团队,团队起草了学者建议稿,并且多次开会修改。有一次,为了提高效率,集中攻关,民法学研究会决定在北京市香山脚下一个宾馆闭门集中研讨3天,采取逐条讨论的方式“推稿子”,争取把稿子打磨得更好。
其中,在讨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起点时,此前民法通则规定的是10岁,学界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年龄需要提前,但对于提前到几岁,尚无定论。一个可借鉴的立法例是德国民法典,其中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起点是7岁,不少学者也认为可以采纳7岁的起点。会上孟强提出,德国民法典是100年前的立法,我国规定义务教育从6岁开始,现在小孩也比过去发育得快,认知能力明显比过去高,不少孩子6岁已经有零花钱、压岁钱了,可以考虑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起点规定为6岁。
图为2015年6月,孟强在研讨会上发言。 (资料图片)
孟强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形成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起点是6岁。后来提交立法机关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也规定“不满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规定一直保留到三审稿。在全国两会上代表们正式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时,有些代表担心年龄过低会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保护,所以最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起点被调整为8岁。
对于这一细节,王轶曾在民法总则草案的研讨会上打趣道,草案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起点下调到6岁,“是小孟的功劳”。而民法总则颁布后,孟强也跟王轶打趣说,“可惜最终没有被采纳”。
在闭门开会改稿期间,与会学者集中精力逐条讨论,十分辛苦,最后一天会议结束时,孟强并不善饮酒,但却拿出提前带来的一坛3斤装的白酒请大家喝,结果“好几个人喝多了,乘兴而归”。
2015年6月24日,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作为立法参考。
与此同时,中国法学会作为5家参与单位之一,在2015年4月成立了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孟强也参加了秘书处的联络工作,并参加了分编编纂的课题组。各个分编课题组都拿出了学者建议稿,提交给立法机关参考,有不少内容为立法机关所吸收采纳。
此外,国内多家单位和多位学者针对民法总则或分则,完成各自的专家建议稿并提交给立法机关参考。一时间,民法学界忙碌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之中。
2016年3月,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全面整合民事法律。同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同年10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三读”立法程序进行审议修改。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孟强清晰地记得,当时表决民法总则的照片广为流传,那是在人民大会堂会场,巨大蓝色显示屏上是民法总则的表决结果:赞成2782票,反对30票,弃权21票。
为民法典编纂建言献策
高票通过感到欢欣鼓舞
民法总则颁布后,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立即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学界议题集中于民法典的分则该如何编纂。
“但实际上,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完成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之后,就开始投入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编纂研究工作。”孟强说。
那段时间的民法学年会,大会主题几乎都与民法典编纂有关,2015年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编纂民法典”为主题,2016年以“民法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2017年以“民法总则的解释适用与民法典分则编纂”为主题……
2016年6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会议,民法典分则各编的起草工作全面启动。
孟强介绍说,民法总则颁布后,剩下的3年时间需要完成所有分则各编,而分则各编大部分有现行法律作为支撑,主要工作就是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只有人格权编是全新部分,需要起草。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分则各编期间,孟强参加了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组织的多场研讨会,为民法典编纂建言献策。
2015年10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提交年会讨论。
孟强回忆说,王利明老师此前已经多次撰文提出,我国民法典应以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的规定为依据和基础,以独立成编的形式制定和发展我国的人格权法。
王利明认为,传统民法存在着“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而人格权法单独成编恰好弥补这一缺陷,且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是充分保障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保护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需要。
在2015年年会上,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以研究会的名义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总计107条。
2017年7月,孟强到湖北省武汉市参加民法典·人格权法暨合同法立法研讨会。其间,全体与会学者、专家们就如何应对科技发展对人格权保护的挑战、如何理解一般人格权、如何划分人格权权利类型等人格权立法面临的问题取得了若干共识。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随后,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起草步伐加快。
2018年3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布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个分编的排序依次是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孟强注意到,随后一年多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拆分审议。
2019年12月,已经出台实施的民法总则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体”,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879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
孟强回忆,由于疫情原因,2020年的全国两会推迟到5月底召开,民法典高票通过当日,民法学界几乎都在关注会议的情况,上半年因为疫情改为上网课,当时他正在学校备课,在民法典高票通过的时刻,消息传出,大家欢欣鼓舞。
他笑着对记者说,民法典通过后,之前的民事单行法全部失效,因此不少法律人戏称“毕生所学,毁于一旦”。
对民法典进行解释和解读,是当年的重要任务,孟强也参加了一些民法典释义书籍撰写任务,努力学习和理解民法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驶入快车道。中央制定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路线图,尤其是民法典的编纂完成,让我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完善。”孟强说。
后记
采访最后,记者问孟强,民法典实施后,有何感想?孟强思索了一会儿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民法典的编纂完成,补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个重大缺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石更加牢固,也意味着这一代民法学人完成了应该完成的任务,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对老一代民法学家的期盼有了一个交代,身处其中深感荣幸。
民法典的编纂完成,新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不断颁布,作为一个法律人,旧的知识还没有完全掌握,新的知识相继产生,给人带来知识更新的焦虑感和巨大的压力感。民法典具有体系性,有时貌似不相关联的制度分布在不同分编中,但一旦深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理论关联,让人压力倍增。
民法典的编纂完成,使随身带一本民法典成为可能。一个学民法的人、一个法律人,应该随身带一本民法典,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现在我上民法课,第一节一定告诉同学们必须随身带一本民法典。记得民法学界的老前辈马俊驹十几年前在清华大学做讲座,谈到民事立法时说:“同学们,你们将来也许能赶上民法典颁布,到时候你们书包里就可以装一本民法典,多幸福啊。”我跟同学们说:“不少同学上民法课还没有准备好一本民法典随身带着,千万不要把携带民法典看成是一种负担,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民法典得来有不易,以后上课必须带上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