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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互联互通和兼容规则”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近日,“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互联互通和兼容规则”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办,旨在讨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各要素互联互通与兼容规则的界定和建构,以及应当如何看待平台恶意不兼容行为及其规则适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善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北京律协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朱芸阳、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黄武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第四办案组主办检察官刘东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吕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张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和互联网监管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陈梦缘受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担任会议主持人。

会上,刘晓春表示,平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互联互通与平台恶意不兼容问题存在进一步深化讨论的重要性。恶意不兼容关涉平台规范化、高质量、创新式发展,应当在司法适用、监管规则上作出更加精细化的探讨,以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各方主体互利共赢。近年来,互联互通这一相关主题已经引起了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数字架构建设等诸多层面的讨论,而基于《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15条对于恶意不兼容的具体规则的讨论尚有待聚焦和深入。期待与会专家集中讨论恶意不兼容行为的表现形式与不利影响,恶意不兼容的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及其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关系和区别,与影响用户选择相关行为的认定,以及判断恶意不兼容行为的各项因素等,为未来恶意不兼容行为的认定范围及司法适用作出具体建议与指导。

针对会议主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首先从国内电商三巨头拆除彼此“高墙”的发展背景引入,从平台内在反竞争因素、封禁行为的实质和负面效应、封禁行为构成恶意不兼容条件及竞争法规制、平台互联互通的技术和法律保障四个层次展开分享竞争法视角下平台互联互通的解决方案及发展展望。

关于数字平台内在的反竞争因素,孙晋认为,数字平台的竞争呈现出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和破坏性创新的基本特征,因而蕴含着反竞争的潜在因素。如何平衡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平台全域的过度扩张,仍然在数字经济法治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关于封禁行为的实质和负面效应,孙晋认为,平台封禁行为破坏了数字经济中数字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的核心价值,影响消费者选择和竞争者进入市场。对于封禁行为构成恶意不兼容条件,孙晋提出防护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的双重确立,共同为封禁行为的认定提供分析框架,划清平台经营者和竞争手段正当性的边界。对于平台互联互通的实现,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变革和多元利益的平衡。最后,孙晋为平台封禁以及互联互通作出展望,强调平台经济的发展向度不能偏离数字空间相互联通的轨道,应引导平台规范有序互联互通,实现规范保障和促进发展双重目标。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善明结合反垄断法功能定位作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平台互联互通从根本上说,是数字产业发展程度的问题。互联互通并非无节制地开放所有端口,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平台之间通过特定交易机制,遵循特定的交易规则,促进资源或要素有效流通。因此,讨论互联互通应当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第一,平台和产品(或要素)自身的性质是否适于互联互通;第二,从技术可能性角度是否能够互联互通;第三,互联互通的运维成本如何分担;第四,互联互通带来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另外,促进竞争一定要回归到有效的竞争,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避免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借鉴标准必要专利交易机制来构建平台互联互通的交易机制,尤其是信息披露和善意谈判相应的市场化机制,以增强不同平台之间互通的可能性并提高彼此间互通的效率和质量。至于网络安全问题,金善明认为,网络安全风险是网络环境中持续存在的问题,并非互联互通所致,关键在于如何防范风险。应以技术为王,附以监管机制以提升治理质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从互联互通的功能定位出发,强调互联互通是封禁行为另一层面的表述。其认为,开放外链访问是浅层的互联互通,完全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重点在“恶意”的适用。根据“交易及其互惠性本质”的反垄断逻辑,当适用反垄断法时,应当在主体层面促进大企业对小企业互通,解决临界规模的问题;在路径层面,应强调交易符合互惠性本质,反对歧视性交易。此外,焦海涛认为,数据层面的互通不应为反垄断法主要关注点,至少不应是当前的重点。当采用不同的法律来实现互联互通时,应当根据法律各自的定位和目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不能基于同一目的重复立法,为司法适用和行政执法带来障碍。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从将网络基础设置角度阐述了对平台互联互通的思考。从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互联互通即平台能否将各自创建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连接起来,使基础设施更具效率。基础设施的范围边界可以进行延伸或限缩,比如带有认证、评价等功能的数据可以被视为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因其基础设施产生更多价值。数据互通可能包含基于市场交换逻辑的自然扩展,基于支付、征信需求的监管要求,以及基于资源流动的个人信息转移。立法、监管属于事前监督,而司法则可以在此基础上针对正在发生的争议纠纷划定责任规则,最终形成更加清晰、稳定的规则标准。

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认为,互联互通是治理中国互联网生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切口。平台封禁链接的恶意不兼容行为仅仅是战术层面的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是资本加持下造成的选边站、低水平竞争、生态割据等问题。解开屏蔽封禁有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数字市场,打破数字市场被大型平台分割的格局,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加强企业创新活力。李强治认为,界定链接的恶意不兼容,主要在于:第一,是否是歧视性的;第二,是否有利于增加用户体验;第三,是否符合国内外的行业惯例。后续针对平台封禁问题,建议加强执法,进一步促进监管制度创新,并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与技术手段的建设。

北京律协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朱芸阳认为,互联互通呈现阶段性特征,在互联网治理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诉求,关键在于用户、其他经营者等各方利益的平衡。《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15条所列出的“不兼容”情形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从业规范、自律公约等很难判断,往往用的较多的是回归到不正当竞争的根本,即是否存在歧视的问题,是否针对特定的主体,是否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黄武双围绕恶意不兼容行为各项因素的判断作出了主题分享。关于适用恶意不兼容的要点,黄武双认为,首先要从技术上分析为何不兼容,是出于软件差异还是通讯协议、商业策略很重要;其次,应当考虑不兼容可能的合理性,比如出于安全或隐私保护的不兼容、数据格式导致的不兼容、系统的架构差异导致的不兼容等;再次,应当考虑不兼容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只有符合侵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或者阻碍经营者正常的业绩展示等损害的不兼容才受到法律规制,其目标是保护经营者的正常经营,保障消费者信息的获取和共享。最后,黄武双认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首先要考虑商业道德,商业道德首先是指公认的商业惯例,如果没有商业惯例,就需要采用利益平衡的做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从经济学角度,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对平台的互联互通做出了理论分享。其认为,互联互通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内容互通和链接分享;第二个层次为接口的互联互通;第三个层次为数据的互联互通;第四个层次为用户和ID的互联互通。不兼容的恶意包括平台规则上的恶意和行为上的恶意。规则上的恶意可以通过监管办法进行限制;行为上的恶意即平台不遵守自身制定的规则,明显违反平台透明度的要求。关于互联互通与安全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标准,如果要求绝对安全,那任何分享行为都不可能出现;所以安全也是概率问题、是个动态的概念,需要进行具体量化。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吕晋,从检察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恶意不兼容行为的考虑要素,包括是否损害其他经营者的正当经营,是否损害消费者权益,是否导致垄断行为等新问题,是否会产生数据安全风险特别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但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还是反垄断,抑或是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其底层逻辑都是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这是从公益诉讼检察实践角度需要考虑的问题关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第四办案组主办检察官刘东斌强调,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构建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努力实现平台相关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是落实国家战略要求、符合民众利益需求、顺应科技发展大势的积极响应。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指导各地检察机关稳妥审慎办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取得一些初步成效,但仍需进一步推动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积极回应实践需求。接下来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推动平台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领域经济监管,提升监管法治化水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和互联网监管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陈梦缘,从市场监管及行政执法的角度分享了平台互联互通的未来规划和政策导向。第一,相关管理办法推进出台。市场监管总局将抓紧制定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依法查处平台规则领域违法行为,整治利用规则破坏公平竞争、侵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象,促进平台规则公平透明。第二,加强行政执法的规范化。针对行政执法过程中难以确定不兼容行为影响其他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行业惯例难以判定以及跨区执法等实操难题,可以探索通过执法指南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参考,同时反向为互联网平台提供合规上的考量。第三,通过行业标准落实细节。法律无法对各种行为方式做出具体化、预见性规定,因而可通过申报行业标准的方式规范恶意不兼容的行为,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推动行业统一和有序发展。

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互联互通、兼容规则的议题展开宏观和微观的讨论,特别是对于恶意不兼容规则的实践适用的方向和标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机制构建、推动平台经济在新时代快速健康发展等时代背景下,防止恶意不兼容、倡导平台互联互通,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余瀛波 和晶 摄影/周子彦 陈思雯)

编辑:刘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