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东升

11月29日，由浙江立法研究院、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以下简称“立法研究院”）和中国数安港（温州市数据局）主办的《数据交易法（学者建议稿）》内部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来自国家和地方数据局、高等院校、数据交易所、数据企业的专家学者受邀参会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代出卷 主动赶考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数据交易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然而，目前我国数据交易规则还不健全，存在数据不能交易、不会交易、不愿交易、不便交易、不在场内交易等现象，数据安全和各方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显著影响了数据要素的有效流通和价值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2年12月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流转数据相关财产性权益的机制，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

时代呼唤立法。浙江大学副校长、立法研究院副理事长周江洪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政策文件中的概念体系转换为法言法语。一方面，要注重法律规则的实效性，以立法切实规范数据市场行为，保障数据交易安全，鼓励数据要素充分流通；另一方面，要注重法律概念的精确性，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中，既体现数据交易的特点，又与民事、行政等部门法和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等交叉领域实现规范体系和立法技术上的协调和融贯。

“温州历来高度重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安港的许多实践也被吸收到了国家文件中，”温州市政协副主席、瓯海区委书记曾瑞华表达了对建议稿和研讨会的期待，“相信大家必将打开变革性思维，迈出数据交易领域立法的历史性一步。”

如何同时回应好理论和实践的要求，这是摆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院长、光华法学院教授郑春燕和《数据交易法（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起草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历时一年有余的起草过程，建议稿在研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其旨在通过建立符合市场规律、适应时代要求的制度规则，促进数据交易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据新课，认真答题

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立法研究院院长助理章程作为起草学者代表，介绍了建议稿的起草思路、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规范设置方式，特别是围绕数据法律概念的界定、公共数据的交易范围与模式、数据交易的特性以及数据交易场所与数据商的立法模式问题等作了详细解读。

建议稿在许多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例如，建议稿在个人信息许可使用的“同意—可撤回”模式之外，新增了“有偿授权—不撤回”的法律构造供个人自由选择。章程指出，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作为“准法律行为”的“同意”，新模式需要双方订立合同并明确对价给付形式，具有更强的拘束正当性，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个人的任意撤回阻碍下游的数据流通和产品开发，从而更好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价值实现的双赢。

再如，与民法典将买卖合同作为有偿合同的参照范本不同，建议稿将有偿数据交易合同的“标兵”规范设定为数据访问合同。这是由数据交易的特性决定的：典型的数据交易更接近财产用益型合同，而非财产移转型合同，换言之，通过数据实现使用、收益，往往并不以取得数据权属为前提。

此外，考虑到数据转让中的无权处分等情形，建议稿还对数据权利登记的效力进行了规定。由于数据与不动产等存在不同，往往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其权利登记难以及时更新，因此，建议稿并未赋予其以公信力，而是主张推定数据受让人善意相信登记的权利人合法享有该权利。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起草团队的锐意进取，赢得了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可和赞赏。“从地方数据局的反馈来看，数据交易立法有很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各界人士的意见尚未达成一致，综合考虑下容易形成政策先行的倾向，”国家数据局政策规划司干部刘云说，“非常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提供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加快立法进度。”

学术争鸣，虚心求教

当然，有些问题一时还很难给出妥善的回答。例如建议稿规定，权利主体对相应数据享有“持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没有规定“所有权”或“处分权”。对于这一表述，起草团队坦陈：“我们团队中也屡有争议，反复琢磨。”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建议稿的其他各项制度设计，同样进一步启发了与会专家的深入思考和宝贵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王锡锌第一个发言，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建议稿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这部立法的名称。他认为，“数据交易”这一概念给人以“小马拉大车”之感，不如“数据流通”更为妥当，后者覆盖面更广，也更容易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起草团队在回应时表示，正因为是立法，更希望能向前多走一点，并指向流通过程中引起经济争议的部分。郑春燕说：“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立法，向外界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不仅数据产品可以交易，而且数据本身也可以交易。”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彭诚信则围绕另外两组概念提出了与起草团队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用法应当仔细斟酌，二者各有侧重，前者强调人格权的保护，而后者更适合在财产流转意义上使用；同时，不宜将“社会数据”作为与“公共数据”互补的概念，所谓“社会”数据，在涵义上往往排斥以个人作为权利主体，恰恰形成了与立法原意的背离。

真理越辩越明。在总结环节中，郑春燕对所有与会专家的开诚布公和真知灼见专门表示了感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立法研究院院长助理冯洋提炼了研讨会达成的三项共识：一是无论采取何种名称，数据流通利用事项具有立法的必要性，立法条件是否成熟，还可以继续研讨；二是数据确权的可行性问题值得进行进一步严肃论证；三是在充分实现数据效益最大化释放的目标之外，还应当对数据安全底线予以充分重视。

公私共治 避免偏科

数据交易不仅涉及平等主体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还涉及行政机关对数据交易行为的监管，因此，其立法中就必然兼具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

对此，周江洪认为，数据交易立法应当合理界分这两类规范，把握好意思自治、行业共治和公法规制之间的关系，对于私法规范，要着重把握交易自由和交易安全的本质，科学配置国家立法、合同约定和行业习惯的不同功能；对于公法规范，则应在理清政府干预和管制定位的基础上，具体选择合作行政等不同行政活动形态，实现包容审慎监管，保障数据交易合规落地落实，推动降低交易成本见行见效。

制度构建并非一日之功。有学者认为目前建议稿中民事规范的比重偏大，有地方数据部门的同志表示，由于整体上如何促进数据流通利用涉及到各方面的内容太多，恐怕很难单纯通过一部交易法全部解决，因此先在中观层面规定有关合同的指引性内容，也不失为一种探索的方法。周江洪则以旅游法为例分析了公私混合立法的理想图景，并从一般法与部门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协同视角，提出了建议稿的下一步优化路径。

总体而言，针对不同法域的问题，建议稿各章节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呈现出明显的公私法交融的特色。这得益于立法研究院拥有实力雄厚的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多学科交叉背景的研究团队。自2018年成立以来，立法研究院始终致力于发挥在数字立法方面的优势，围绕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为法治中国建设积极提供浙江方案、贡献浙江智慧。